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青年评论家蔡翔富有见解地将《废都》中的xìng_ài描写，称之为知识精英开始“退出”了自我先锋的“角色规定”，“而复活了种种有关文人的传统记忆”，它使“作者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在那里，他享受到文人的特权与荣耀，并进入文人的各种习性、癖好和游戏的生活方式之中，同时表现出男人的征服欲和对妇女的狎玩。”可见，问题不在于《废都》描写xìng_ài，而是在于这种xìng_ài描写本身所体现的观念是违反现代的，它丧失了应有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审美价值，内在地反映了精英作家在世纪末颓废思想影响下的“精神还俗”。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同样以大胆率真写性而著称的作家还有不少，如郁达夫、张贤亮、王安忆等。但他们只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抑或道德的严肃思考对象，通过性有关行为和故事的思考来实现文学的某种启蒙功能，其关注的重心是性的形而上的精神意蕴。无论是“五四”时的《沉沦》，还是80年代的《绿花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甚至更晚近的《妻妾成群》，在这些作品中，性是文化的，是一种道德。社会和审美的对象，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情节的一种调剂物。所以，在他们那里性描写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但都是极具理性和美学情致，并紧扣人物的个性和命运。这反映了作者精神上的高蹈，是与知识精英“导师”身分相吻合的。

与郁达夫、张贤亮不同，贾平凹却以相当非理性的态度对待性。他写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关系，是通过知识分子“自恋”式的“名人效应”来叙述的。三位女性之所争相与庄之蝶发生ròu_tǐ关系，主要就是因为庄是“名人”：唐宛儿羡慕庄之蝶的夫人“哪里尝过给粗俗男人作妻子的苦处”；柳月面对庄之蝶的书房则感慨地说：“让我看书，我是学不会个作家的。每日进来打扫卫生，我吸收这里空气也就够了”；阿灿在献身之后则幸福地说：“真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有你这么一个名人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这里，作者放纵笔墨，描写庄之蝶与几个女性之间沉酣于“爱河”之中穷情尽欲，与其说是违反现代性的一种虚假叙述（陈晓明因此将其说成是“‘名人欲’的假定满足”），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失去对社会和人类关怀激情之后的一种严重的精神虚脱。于是，他们只好醉入ròu_yù，半是夸张半是无奈地乞求于性事。正如庄之蝶所说：“终日浮浮躁躁，火火气气的，我真怀疑我要江郎才尽了，我要完了……身体也垮下来，连性功能都几乎要丧失了！……更令我感激的是，你接受了我的爱，我们在一起，我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个男人了，心里有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并没有完……。”

三、《废都》与明清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及，这里将它单独出来，主要是为了便于更详细的探讨，借以寻找作者精神裂变与传统文化负值之间的深刻联系。

明清文化当然是个复合体，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得了；但就主要或主导文学倾向而言，似乎可作如下两点概括；

一是在类型上多属通俗文学范畴。作者们刻意追求流行，迎合大众，注重可读性，减低接受的阻碍因素。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让读者“爱看”、“好看”和“容易看”。这一点连《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例外。曹雪芹借空空道人之口就特别强调了“读者爱看”的重要性：“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其中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二是在内容上融进了反传统、重个性、重yù_wàng等新质。这也与明清之际以个体意识为本位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传入密切有关。而这些内容，又直接促成了明清文学媚俗的态势，它为通俗文学的“好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源头。因为作为一门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通俗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表现大众的基本情感与yù_wàng，这也是通俗文学能让世人觉得“好看”的主要的前提条件。翻看《中国通俗书目》（孙楷第著）、《书坊剥》（韩锡铎、王清泉编）等目录学著作，稍加统计，便不难看出80％的明清，均属于这类作品，这也正是明清文学的主要成就之所在。

历史有时是相似的。当中国社会推进到20世纪末，举国上下明显地形成了反传统、重个性、重yù_wàng的世俗化的文化氛围时，我们看到，明清文学的上述这些通俗兼媚俗的形式和内容就无意成为不少作家刻意以求的文化资源。于是，一方面明清之时的武侠、讲史、公案、言情、艳情再度泛起，大批量地翻印；另一方面创作中模仿明清文学，致力表现本能yù_wàng和xìng_ài、抵牾社会lún_lǐ和道德规范的作品普遍流行，甚至在一些精英作家笔下也得到了惊人的复活，从而形成新的历史循环。贾平凹的《废都》就属于后者。它的这部近40万字的作品，尽管也有自己的创意，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由于作者精神意向的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力的不应有丧失，在许多地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