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凑着口粮送到艾淳来所处的大队，当然，送来的口粮铁定被大队里克扣掉一点，但这个克扣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全部克扣，怎么说呢？全部克扣了。那就竭泽而渔了。老百姓因为艾淳来才送来的口粮。如果一点都送不到艾淳来的手上。那老百姓还会接着送吗？到头来，大队里的那点克扣都拿不到。所以大队里很明白，别看这艾淳来是批斗份子，但绝对是个摇钱树，所以除了那些狗皮倒灶的“政治.问题”，大家对艾淳来还是比较客气的，对艾淳来开展的批斗大会也大都是文斗，这对艾淳来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可要知道。在文.革期间，一些文人墨客，大都都是被武斗致伤而死的，更有是活生生当场被打死的，即便没有被打伤打死，也大都因为文人墨客那骨子里的“傲慢”，受不了那样的屈辱，最终自杀而死。到了晚上，艾淳来还要参加一次大队里的总结会，他得向组织汇报自己一天的工作和思想动态。这个也都没有问题，怎么说呢？大家的心都因为口粮的事情而“宽”着呢。不会真来为难艾淳来的，你有汇报、有总结就行了，就算你这总结、你这汇报烂的像是一滩屎，大家也都睁一眼闭一眼的就算是过去了。晚上的批斗结束后，艾淳来就能回到自己的牛棚，早早睡觉，明天早起，日复一日，就这么草草的过着……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艾仕帧教授和其母亲的生活状况。母子俩因为艾淳来的问题，所以被划为了“黑五类”（编者按：与红五类相对应。），艾仕帧教授虽能正常的上课，艾仕帧教授的母亲虽能正常的上班，但由于成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歧视，在生活上也因为“黑五类”的问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许很多人会问：上自己的课、上自己的班，何必要去理会人家的眼光呢？但这个“认为”放在当下或许可行，鹤立独行，也是一种很纯粹的生活方式，但要放在那个年代，特别是计划经济下的年代，那你这个“鹤立独行”就行不通了，先来说说上课吧，因为你是“黑五类”，很多学校不能考、很多专业不能触及，哪怕你功课再好，那时候没有高考，完全是组织说的算，你“红五类”，根正苗红，成绩差一点的，去学个技工、职校什么的，成绩好点的，那你就很幸福了，组织可以让你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什么军工专业、外‘交’专业、艺术专业，你随便挑。你“黑五类”，成绩差一点的，那就直接被组织给放弃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该什么工作就什么工作，这些工作还是远离一线工人的，千万不要小看工人，那个年代是工人就是“呱呱叫”的代名词。通常也就让你去做二线的工作，什么掏粪的、什么制盐的，都是这个“边缘化”的工种。成绩如果好点，那就要看你的人缘和关系了，父母能去走走关系的、拍拍马屁的，组织上的一些关键领导人或许心情一好，得……给你一个营业员、售票员职务，那你得到这种工种，那就得去烧高香了，对于“黑五类”而言，得到这样的工作，已然是极致了。再来说说上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工资都是一样的，什么工种拿什么工资，都是红杠杠划好的，不能因为你的工作表现好，工资多拿一点，工作表现差，工资就少一点，没这个说法，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何不能充分调动员工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问题！那按理说，这个工资都是划分好的，就没有“红五类”、“黑五类”之分了吧？如果你这样想，就想的太简单了。首先“红五类”能拿到好工种，这是毋庸置疑的，好工种，工资就高，一般的工种工资就低，这是明摆着的，“黑五类”就千万不要指望拿到好工种，在这一点上，“黑五类”的工资收入就比“红五类”的少了一大截。其次：计划经济体制嘛，那就得有计划供应的问题。你光有人民币还不成，还得有券，买米买面得有粮票，做衣做‘裤’得有布票，今天家里过年，改善一下伙食，买点‘肉’，得有‘肉’票。明天家里来亲戚，买点零食，得有副食品票……反正你买什么得有票。后来国家放开一些，有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区分，什么意思？就是有票无票是不同的价钱，说明白一点，就是我拿着粮票去买大米。有粮票。属于计划内的。那大米只要一‘毛’钱一斤。我粮票用完了，直接拿钱去买大米，这就属于计划外的，那大米就要一元钱一斤。这么一说大家能理解了吗？当时的票券就变相的等同于有价证劵，这个没办法，谁让国家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政策呢？这计划外供应还是后来的事情，在文.革期间，不光有钱。没票压根就买不到东西，这也就成为了“红五类”待遇和“黑五类”待遇的重要区别。计划供应给的券不一样，“红五类”家庭，只要一人上班，全家有计划供应，怎么说？譬如张三是“红五类”家庭，张三有一媳‘妇’，因为有病，不能上班，休息在家里。还有一孩子，在上课。那根据标准。成年男子一天的口粮是8两，成年‘女’子一天的口粮是6两，孩子一天的口粮是5两（编者按：这只是举例，具体标准以文献记载为准。），那这一家一天的计划口粮就是19两。得，19两得粮票一分不少的发放给张三。“黑五类”家庭可不这样，就按实际的上班人口发放，怎么说？譬如李四是“黑五类”家庭，李四被批斗，没有工作，李四的媳‘妇’在上班，儿子在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