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徐州的名士，因为忠诚正直而被陶谦疏远。而曹宏等人是邪恶小人，陶谦却信任他们。由此也可以判断陶谦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既然陶谦不是什么正人君子，那么边让这位社会名流是不可能与之“交厚”的，自然也不会与陶谦报仇。由此可推断曹操杀边让的理由应该是边让“言议颇轻太祖”。而深层次分析，曹操杀边让的理由与曹操为父报仇血洗徐州的理由相同，就是此时曹操还没有明确人生目标。准确的是没有“五霸之志”这样宏伟的理想。因为手上有权，而又没有一个远大的人生志向，所以就没有一个自身约束。那么，那种自小养成的任性就暴露无遗了。现在的边让仅仅是“言议颇轻曹操”，曹操就将其处死了。而后来的陈琳较之边让更恶毒。陈琳在为袁绍讨伐曹操作檄文时，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了个遍，以致曹操听了吓出了一身冷汗。而后来袁绍战败，陈琳来投降。曹操只是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地淡化了。曹操见到陈琳时说：“卿曾为本初移书，但可罪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过去替袁绍写信声讨我，只列举我的罪状就算了，憎恶邪恶应限于我本身，为什么要骂及我的父亲和祖父呢？对此，陈琳谢罪。而曹操是“爱其才而不咎”。此时的曹操较之过去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其三，是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曹操败北。赤壁之战到底是怎样失败的？《三国演义》进行了大胆演绎，绘声绘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三国志。武帝纪》却写得很简单：“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从这里看，失败并不如《三国演义》写得那样惨，是“与备战，不利”。撤军也很从容，属主动撤退，是“乃引军还”。但不管是何原因和结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赤壁之战后曹操更成熟，他的成熟不仅是军事上的成熟，而是作为政治家的成熟。赤壁之战后，曹操的思维发生了重大改变，由此带来行为的改变。由此开辟了第二战场——政治斗争。他的主要精力由对外用武，进行领土扩张为主，转入对内用文，整治内政，加强政权建设为主。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转向呢？我想基于三个原因。一是从失败中清醒过来，借报仇，屠徐州，虽然报了仇，雪了恨，但差点丢了兖州这块后方根据地。征剿刘表，占了荆州，后却被刘备打败。综合起来分析，这两件事都是自己得意时所干出来的蠢事。因得意而骄狂，因骄狂而忘乎所以，因忘乎所以而失去算计，因失去算计而抱恨终身。征剿徐州，虽然目的达到了，但失去的却更多。为图一己之私，野蛮屠城，虽然报了仇，满足复仇**，平息了自己心头的愤怒，但却激起了徐州人的整体愤怒，埋下了更多的复仇种子。赤壁之战失败了，但却明白了对外征战的艰难，尽管自己强大了，但要须知困兽犹斗，自己尽管强大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统一全国的程度。做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二是袁绍失败的教训使曹操引起警惕。当时的袁绍比之自己，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不知要强大过多少倍！而最终袁绍却失败了。袁绍的失败不仅仅是自己谋划不当，更多的是袁绍自己轻敌而失于“庙算”。只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兵法教条而急于求成。从这个角度上讲，是袁绍自己打败了自己。“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是老子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事物发展到最强大的时候，就是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防。如果不遵循客观规律，就会提前消亡。其三，还有更深次的原因，就是他自己身边的谋士，如袁焕、荀彧、傅干之流给他写的那些奏章，说的那些话，给他触动很大。这也许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傅干对他说了什么呢？《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写道：“却说操将欲起程南征，参军傅干，字彦材，上书谏操。书略曰：“干闻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相济，而后王业成。往者天下大乱，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耳。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胜。愚以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待时而动。今若举数十万之众，顿长江之滨，倘贼凭险深藏，使我士马不得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天威屈矣。惟明公详察焉。”曹操览之，遂罢南征，兴设学校，延礼文士。”这里，曹操对于傅干的建议是全部采纳而且照办。而《三国志。武帝纪》稍有区别，它这样写道：“秋七月，公征孙权”。在此，裴松之注引用《九州春秋》的内容，其内容较之《三国演义》所述的内容稍微多一点。傅干着重表述了“渐兴学校，以导其养性而长其文节。”“修文以济之，而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对于这次傅干的劝谏，曹操是“公不从，军遂无功”。不管是哪种说法，曹操最终还是采纳了傅干的建议。而对于这两种说法，我偏向《三国志》的说法。因为《三国演义》后面还交代了曹操与孙权发生在合肥、濡须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曹操都是无功而返，似乎照应了《三国志》中“公不从，军遂无功”这句话。由此，曹操似乎更加明确了“吴有长江之险，难以取胜”的论断，因而笑纳了傅干的建议。当然持傅干此说的还有袁涣，也许，袁涣说的话更容易打动曹操。

袁涣是怎么说的，在转述袁涣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