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显然，刘佳婷是个思想复杂的简单女人，总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我告诉她，绝交这个举动太冲动了。对于刘佳婷的冲动，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她的善变让我不可思议。几天之后，她对我说，她从对方那收回了绝交信。女人啊，真是一只善变的变色龙。

我这次回到故乡附近开始新的生活，也许是我这二十多年来，最少想到自己的时候。如果这次回来没有首先证实——至少是暂时的证实——我对母亲的重要性，以及故乡对我的重要性，我就不会来谈论我作为一个孽子的问题。

这个时间的很多时候，我会从另一个方向来重温我和母亲在夏季时每天晚上在二楼阳台乘凉时的谈话。由于当时吃过晚饭，距离黄金剧场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没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所以就坐在阳台上乘凉。

现在每当夜幕降临，我们都要忙碌到很晚，吃过晚饭后就迫不及待地坐在了屏幕前面。过去在阳台乘凉时，看到天幕下的夜空映衬着漫漫的繁星，或是找寻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一种乐趣。

现在，周边的房屋越建越高，已经没有一个仰望星空的好视角，乐趣不复存在。傍晚时分，夕阳挂在山头，缓缓落下，少见的晚霞映红西边的天空一角。瘦弱的祖母迈着矫健的步伐，给几只圈养的鸡鸭喂食，一切显得安详恬静。再过些时候，村庄的一头，夕阳的余晖已经消失，而在另一头，则已升起了月亮，月光很快普照整个村庄。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漫步在屋前的空坪上。月光照在我的身上，穿过我的身体。我转着圈儿，时而尾随自己的影子，时而被影子尾随，犹如一对双子星天体，按着一定的规律做着圆周运动。

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和母亲相对而坐。虽然她不常表现出来，但我能够感觉到，她内心对眼前这个孽子的迷惑，已经越来越强烈。我们尝试着沟通，就犹如我过去在童年时和她聊天一样，然而，我和她虽然回到了咫尺的距离，但心的距离已经难以拉近。

此外，我一遍又一遍尝试对她解释，那并不是病，一切都是正常的，纠正回来反而不正常。每当我说到兴致索然的时候，我便发誓，今后再也不提这事，只当是两个世界的人，不要再有任何瓜葛。

我感到扫兴的是，母亲无暇了解这些事情，她表现得烦躁不安。于是，我绞尽脑汁，希望可以找到几个比喻，比如说左撇子，来说明自己是正常的。当母亲反驳道，大部分天生的左撇子最后养成了用右手的习惯后，我再也想不出其他更恰当的比喻了。

我感到自己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已经衰退，甚至开始质疑，同性恋真的是正常的吗。我感到现在的夜空不仅称不上美妙，而且漆黑无关。这并不是因为我看出这夜空与我记忆中的夜空有很多具体的差别，而是因为我已离开我在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时所经历的地方，所以在这些地方和我之间，已经不存在那种能在不知不觉中使人欣喜的回忆在片刻之中发生的类同。

我不大清楚它的性质是什么，但我伤心地想，我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想必已经减弱，所以我看不到夜空的美妙，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曾经十分肯定的事情。我对母亲说，我的要求就一个，不结婚。是的，我可以不找男友一起生活，可以一辈子一个人过，但绝不能欺骗一个女人，虚伪地和她过一辈子。相比和女人结婚，一个人的我反而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

母亲对这种事情的理解比我想象中的要肤浅，她更加关心的是旁人的眼光，而不是我的幸福，我的人生，这更添加了我的伤心。她对我说：“怎么可能一辈子打光棍，以后大家会怎么看你，你会被大家鄙夷的眼光杀死的，人家都会笑你没有后代。”我们交谈着，我发现母亲的眼角闪现了泪花。

最后，母亲做出表态，希望我顺其自然。人有各种层次，这些层次各不相同，有男人般的性格，有女人般的性格。人们时而表现出一个层次，时而表现出另一个层次。

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确信，同性恋这样的事情究竟是否属于正常。因为对这个现象的长时期接触和接受，使我的心中建立起一种同一性，并使我不愿意违背自己产生的那些认同感，即使我并没有对这些认同签字画押。

说到母亲，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不过她有偏执的一面。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她谈论起这个话题的时间，那是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当时，我和李雷分手不久，我是在工商大学图书馆前面的树荫底下和母亲通的电话。

她对我说：“不要怕，孩子，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妈妈说，你可是我的乖宝贝。”于是，我告诉了她，自己不喜欢女人，而是喜欢男人。就在我等待着母亲愤怒或者是痛哭的时候，她却哈哈笑了起来，说：“孩子，你根本都没有去尝试过，怎么知道自己不喜欢女人呢。”

这句话打乱了我多年来的一切想法，使我认识到这条路并不像我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清晰。然而，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开始了对母亲出柜的漫漫旅程。但是，令我感到十分纠结的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母亲对这方面仍然没有一点认知的进步。

整整一个月，待在这个充满着田园风光的乡下住宅里。在这种住宅里，通常楼房的旁边都有一个小庭院。庭院里通常会养着几只家禽，或是种上几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