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里就是在沙里，不是在地上爬就是在垂面上爬。从刚开始的长跑和单双杠到之后的格斗、攀岩，一直到最后的武装越野，每一次的训练都能突破我之前的底线。

除了这些基础的训练，我还学会了应对极端天气，迷路，缺乏食物和水，骨折流血等等紧急情况的自救，学会了三种枪械的拆装和运用。李镇并没有告诉我这些都是为什么要学，只说我肯定用的上。我先是迅速地消瘦下去，然后开始不停增加肌肉，几天时间体重暴涨了十几斤。在增肌达到瓶颈的时候，我还被李镇强迫每天喝蛋白冲剂吃鸡蛋，偷偷把鸡蛋扔掉的时候还要被他罚跑。身体上的确很痛苦，比如有些天会很难下床，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很开心。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虽然被要求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衣来张口饭来伸手，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李镇和我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他是个直肠子，刀子嘴豆腐心，我和徐瑾常常和他扯皮。李镇虽然会逼我做很多事，失去耐心的时候还会骂我，但是在生活上一直很照顾我，有一次还给我带了一盒生煎。我问他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这个，他随口说他觉得上海人都喜欢吃这个。这荒山野岭，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晚上很少回寝室，也不知他睡在哪里。

徐瑾整天嘻嘻哈哈，对负责人们毫无忌惮。她不和我一起训练，但我在很多女队员集训的集合点也没看到过她，只是有一次看到她一个人站在离地十几米的平衡木上，用手遮着太阳眺望着远处的山。

不久，我和基地的大部分人都熟了起来。

我所属的队伍由廖小丹带领，由一群五花八门的人组成。除了队长廖小丹，我这个翻译，不知道去干什么的李镇以外，还有负责记录拍照的助手徐瑾，和负责地质考察的两个专家。另有两个德国人，都是年轻帅气的小伙儿，自称是雇佣兵；一个极其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名叫叶妮亚，唇红齿白如同瓷娃娃一般，说是某某机构派来的调研员。

剩下另有两个队伍，一个由黄昆带领，几乎全是俄国人。还有一个队伍几乎全是德国人，这个队伍我很少见到，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带的。

渐渐地，我也了解了这趟所谓“地质考察”的目的。

五年前的冬天，新疆自治区的数个气象台检测到了很不寻常的天气状况，比飓风和地震，而这些恶劣天气竟全部集中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飓风在原地出现后消失，地震波也没有对沙漠以外的地区造成多大影响。同时当地出现了很强的磁场，但很快也消失了。有一只考察队当时正在去罗布泊检查某处遗迹的路上，整支队伍在沙漠里失踪了。

队伍是私人投资的，里面有来自俄国和德国的调查员，事情于是闹到了大使馆和中央。但是人类对地质和气候变化的掌握还没到多么高深的地步，塔克拉玛干又是和百慕大一样怪异事件频发的地方，这件事当时被当作普通的野外勘探事故，不了了之。

那年年底的时候，一件更奇怪的事却发生了。几个人出现在北京，震惊了首都。这几个人是那个考察队里存活下来的人，其中就包括黄昆和李镇。他们不知怎的竟成功走出了沙漠，并给中央带去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被中央封锁，除了中央没有人知道，甚至是这只考察队里的大部分人也不知道。我们三支队伍里的所有人（除了我）都是有学问或者有背景的，全部是中央特招，但是他们大多也只被告诉说中央感到事态严重，联系了德方和俄方，准备重组队伍，秘密再次进入沙漠考察。具体当时消失在沙漠里的考察队看到了什么，只有从沙漠里活着出来的李镇和黄昆才能告诉我们。而他们不但被中央封了口，对于这件事似乎也忌讳得很，完全不愿提起。

我还得知，我接受的训练比同行的一些记录员和地质考察员接受得训练严苛许多，但是和另一些人比就小巫见大巫了，比如李镇和黄昆去做的极限体能训练可以直接让我猝死。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对我这样“偏爱”。

所有中国人都说我们这次是中央派去新疆做地质勘查的，分三个队伍由不同路线前往沙漠深处，汇合后一起出来。我虽然将信将疑，但看他们煞有架势，也就没有多说。

我插科打诨的功夫不错，脸皮也厚，在一群人里混得也挺好。

只有一件事让我特别不舒服，那就是每周黄昆会给我上两节“民俗课”。

虽然我接受了我的现状，我并没有忘记我被绑架来时发生的事。我对黄昆一直有些膈应，他似乎也不怎么喜欢我，我们俩却又都不喜欢正面冲突，所以每次都弄得尴尬得要死。黄昆和李镇关系也不好，不过他们虽然经常拌嘴打架，平时还是挺亲密的。我和李镇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黄昆来我们旁边一坐，他们俩就自顾自聊上了，我就觉得自己像小三一样。我在这里无亲无故，而李镇变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所以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第一节“民俗课”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中我又回到了来这里的大巴里，靠着窗坐着，外面就像李镇受伤的那天一样电闪雷鸣，暴雨倾盆。黄昆坐在我身边，浑身上下一片殷红。

“你逃不掉的。”他狞笑着对我说，手向我的脖子伸过来，“逃不掉的。”

一个闪电把车里照得透亮，我看到他手上有一道长长的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