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四年前朋友捎来有关父亲和母亲消息的电报，柳桥涵与朱丽在香港沦陷那天不幸离世了，一同离开的还有吴妈与张医生。柳彦杰那时去了一次香港，为他们办了后事。回来后，他在客厅的壁角设了灵堂，摆放了牌位，中间有父亲、母亲、还有陈安月的相片。每天柳彦杰都会给他们上香。今年已过了第四个清明。

白三爷始终没有等到周景。前一年，他将所有的姨太太与一大笔钱送到了台湾，自己和儿子仍留在上海。还有那些重要的箱子。紫禁城文物除了被国民党带走的一部分，其他已经陆续运返它原来的地方。将来，自己一定会带着研熙去北平的故宫博物院，看一看那些曾经在上海逗留过的中华文化。

他要把这些事都告诉晨曦。柳彦杰慢慢地把它们写在信纸上。一会儿他会让美娟把信投入最近的邮箱。

柳彦杰在信封上贴上邮票，朝门外叫美娟：“美娟！美娟！”

“来了，老爷！”美娟一身碎花衬衫，黑色布裤，简单的发髻。栀子花开的时候，她总是在发髻旁插朵栀子花。她放下抹布，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把这封信送出去。”柳彦杰把信交给美娟。

“好的，老爷。” 美娟拿了信转身离开了房间。她每个月都会替他去寄信，从未说过什么。

书桌上八年前那张他与晨曦的照片依旧静静地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晨曦笑得很好看，与自己挨得很近。柳彦杰有时想起来，他与柳晨曦的一切好像就在眼前。

研熙对晨曦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只有看到照片时，才能想起曾有一位很疼爱自己的叔叔。有一次研熙在房间里玩耍，差些砸破了那块万历年间的砚台，柳彦杰之后一直把它藏在挂着锁的抽屉里。钥匙扣仍然每天躺在被子下，虽然是镀金的钥匙扣，却一点也没有褪色。

三楼的紫铜风铃叮叮当当地响。

楼道里突然响起了急促地脚步声，这脚步声中混杂着紧张与难言的兴奋。“二少爷！二少爷！”美娟一路奔跑上来匆匆推开柳彦杰的房门。她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做过这么没有规矩的事，有多少年没有喊过柳彦杰“二少爷”。

“怎么了，美娟？”柳彦杰看到美娟涨得通红脸。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思议与期待。

美娟颤抖地向柳彦杰递来一封信，她激动地甚至无法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是大少爷！二少爷，是大少爷！是大少爷的信！罗烈说，是从英国寄来的，是大少爷寄来的信！”

柳彦杰愣住了。他抵御着内心涌起的强烈的冲动，这冲动比他在钟楼上那天的亢奋更加激烈。柳彦杰嘴上喃喃着说不可能，手却迫不及待地抢过了美娟手中的信。

熟悉的笔迹，这是他熟悉的笔迹。

柳彦杰反反复复检查着信封。崭新的信壳，柳晨曦的笔迹，英国的邮票，英国的邮章，一周前的日期。柳彦杰胆战心惊地揭开信壳，里面掉出一个闪光的金属小环。美娟立刻把它捡了起来，是一枚戒指。柳彦杰认识这枚戒指。

信封里只有一张黑白照片。

斜顶的英式房屋前，一个坐在楼梯上的男人。整齐的黑发，柔和的脸，好看的嘴唇，一双宁静的眼睛。他在阶梯上遥望着远方。一切都是他熟知的柳晨曦。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过多痕迹，只是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深沉与忧郁。他活着，他竟然还活着，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柳彦杰想。他一定也在等待，焦急地等待。

照片反面是一串杭州的地址。不是柳晨曦的笔迹。

柳彦杰想到了伊藤健一，还有那个叫小李的中国人。

当心底没有了希望，而希望又突然降临的时候，那是难以言明的激动。柳彦杰八年来第一次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要去杭州，最好立刻就去。这可能是个冒险，但柳彦杰从来都怕冒险。

柳彦杰叫美娟：“快！快叫陈琦，让他马上去火车站，买两张明天到杭州的火车票！”

美娟眼睛红红的，鼻息一抽一抽：“大少爷……大少爷他……”

“他还活着！”柳彦杰坚定地说。

美娟哭了，她流下开心的泪水。同上楼时一样，美娟下楼也是急匆匆的。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柳彦杰带着柳研熙来到上海西站。柳研熙昨夜一直都缠着柳彦杰打听晨曦叔叔的事。

柳彦杰他们到得很早，西站还是静悄悄的，一面巨大的红旗在西站上飘扬。柳研熙第一次来火车站，对两层楼高南北各有一个三角屋顶的车站建筑充满了好奇。那是中式的对称建筑，有狭长的围栏与阶梯，有一份特殊的古典情怀。它和红屋的帘子一样，都是念旧的。柳研熙在走南面还是北面的楼梯上挣扎了一会儿，最后决定走南面的楼梯。

穿过西站建筑，眼前又是那座架在铁轨上的天桥。不知不觉中，夹竹桃开开败败了几许年，这座天桥也已经伫立了三十多个春秋。它是上海开埠至今无声的见证者，见证了上海滩上的悲欢离合。

柳研熙小心翼翼地跨上铁皮台阶。架在铁架上的木板桥面一踩会摇晃，柳研熙紧紧拽住了柳彦杰的手。

天桥镂空的围栏旁，站着一个安静的男人。

“白叔叔！”柳研熙开心地叫，他很喜欢白叔叔的儿子忆舟。

“是研熙啊，”白凌桀转过身，他穿着短袖白色衬衫与西裤，头发梳得光挺，“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