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骂他是个侩子手，告诉他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是野人部落。奥列格很恼火，差点把店子砸了，老太太报警，他们把奥列格带进拘留所。为了保释他和贿赂警察，我花掉了我将近三分之一的积蓄。

战争声名狼籍，连同所有去过阿富汗的士兵也没有任何名誉可言。

我们像是投入了另外一场无声的战役。奥列格每天都在和他的神经质做斗争。他有一天莫名其妙把厨房的所有玻璃杯都砸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看到玻璃杯里很多影子，像是要杀了他。我无话可说。我们像过街老鼠一样生活，对邻里不敢透露半分我们曾经去过阿富汗的事情。然而奥列格仍然摆脱不了情绪，他觉得所有人都歧视他，可怜他，像看一只有趣的动物一样嘲笑他。

他的手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康复期，医生建议他住在医院。然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国内的物价涨的很厉害，我们没有工作，整个冬天颗粒无收，两个人的积蓄撑不了太久。我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勉强先做着，这样一来我不能每天陪他去医院或者呆在家里看他，他要一个人换乘三趟公共汽车穿越莫斯科花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医院，训练完之后再回来。

我总是要担心他会不会在路上和别人打架，或者在医院摔东西发火，有没有按时吃东西……我对电话的声音非常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一听到它响我就害怕，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常接到电话说他又闯祸了。

有一天晚上奥列格告诉我，他觉得他并不适合在文明世界生存。他的灵魂四处碰壁。

他说他的公交车路过一间玩具店，里面在卖玩具枪，他很想要一把，哪怕不是真的，他想要杀了这里所有的人。他说他想回阿富汗，哪怕随便死在什么偏僻的地方也好。

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他非常抗拒。医生说他这是抑郁症，他开了很多药，一回到家奥列格就把那些药全部扔了，他骂我可怜他不理解他，认为他是精神病。我们大吵一架。我离开公寓去学生家上课，到晚上回来我在家里没有见到他，急忙出去找，在两条街之外才听到他凄惶地喊我的名字，他缩在消防栓的下面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脸上脏的要命，我带他回去洗澡，给他热东西吃，抱他睡觉。

那段时间我惴惴不安，一看不见他我就觉得他可能要自杀。我们放弃了市中心的公寓，在离他医院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一间便宜点的小房间，没有热水，也没有浴室，只有公共厨房和卫生间，但价格非常实惠。

我换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每天早上五点钟去送报纸，七点半回到家奥列格刚好起床，然后我陪他去医院，他在训练的过程中我睡一会儿或者写点东西，下午我们一起回家。晚饭后我在附近的印刷厂里打工，可以赚一点钱。回家就睡觉，第二天四点半起床。

事情在夏天的时候稍微有了一点转机。

一个叫希施金的人找到了我们。他坐在轮椅上到医院来看奥列格。他们谈了很久的话，奥列格那天显得心情好了很多。希施金表示他可以每天陪奥列格复健，我看得出他是个不为生活发愁的人，于是我答应下来了。他每天早上来接奥列格，晚上送他回来。

这样我的负担减轻了一些。我想起阿布拉莫维奇的忠告，离文学报休刊已经近一年，我需要好好想想我的出路问题，打零工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我向其他几家报社投递了一些在阿富汗写的稿件，经过前任主编介绍，我顺利进入青年报做编辑工作。

收到录用通知的那天我们庆祝了一番。奥列格能抛球了，他的手腕开始恢复力气，他有时候会自己整理整理房间。我买了酒我们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做爱，奥列格抱着我睡觉，我才感觉到那个冬天的寒冷终于过去了。

恢复正式工作之后我咬牙请了一个护工。说实话我很嫉妒那个叫希施金的人。有一次我看到他和奥列格在一起欺负医院里其他的复健军人，我上去说了两句，可他们不以为然，像是站在统一战线的战友。奥列格仍然认为我不能理解他作为军人的理念和生活。我只是有些妒忌，有希施金在的时候我觉得我才是被排挤和多余的那个人。

为此我做了一件龌蹉的事情。我请了一个护工，然后找希施金表达了我不需要他再陪奥列格去医院的意思。他似乎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是借口不应该麻烦他这么长时间。奥列格知道后与我发生了争执，我只能说我吃醋了。虽然我觉得丢脸，但是总比让我看到他们俩天天腻歪在一起强。奥列格妥协了，希施金只有周末来看他。

87年的列宁纪念日前夕，文学报终于副刊。主编希望我能回到报社，他想聘请我做主笔。我辞去了青年报回到了文学报工作。

圣诞节后奥列格终于完成了他的复健，被允许不用每天去医院了。他想要找一份工作，但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要不是他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他。一开始他去做工厂保安，可他太暴力了，于是很快就被解雇。他仍然要和这个这个正常社会磨合。

我厚着脸皮写信给阿布拉莫维奇，希望他能够为奥列格介绍一份适宜的工作。我们并不要求富贵，只是希望有一份妥当的尊严。他很快回信，并且介绍奥列格到莫斯科青年军校做辅导员。那里都是比他小很多的孩子，他们崇拜他，尊敬他，的确是个很合适的